宋代（北宋）的深入探究：现代文明的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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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模块 探究内容小论文

在开始我们的探究之前，对于宋这个王朝，很难产生自豪感。即使在社科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到，宋并非像大家刻板印象中积贫积弱的形象那么不堪，可是它对外是孱弱的，被动的，既没有汉朝和匈奴角力的威猛，也没有唐朝万国来朝的气魄，因此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窝囊的朝代，谈不上泱泱中华的大气。

这是事实。面对北方强悍的辽金政权，还有草原上剽悍的蒙古人，甚至是西边党项的西夏，宋的力量都呈现颓势。

但是，经过了深入探究，我们逐渐发现，宋的强大并不是从军事上体现的。事实上，宋“以对外的颓势，换取了内部极其蓬勃的活力”，其盛状，纵观历史都是它独一份。

宋代的方方面面，都显露出和近现代社会相似的逻辑，似乎只需临门一脚，就能够步入现代化的大门一般。

如果说“唐是中国中世纪辉煌的落日，那么宋就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刻“。

（参考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第一部分，虚君实相

在宋以前的朝代，大多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矛盾——皇帝与贵族，豪族的矛盾，皇帝的权利受到贵族和豪族制约。春秋战国时代的周天子和诸侯之间已然存在类似的矛盾。汉朝时代的士族掌握文化力量，制约皇帝，皇帝唯有依靠外戚和宦官才能对抗他们。隋唐的关中本位，也令历代皇帝束手束脚。

安史之乱基本上终结了豪族社会。随之而来的宋是“平民社会”，贵族的势力基本上消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官宦的力量。这对皇权而言是个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好机会，但是宋没有这样做，相反，它采取的是“虚君实相”的状态。

宋太祖的立法创制智慧可以概括为：“渐进的改良为路径，分权与制衡为宗旨”（吴钩《知宋》父亲序），显然，宋的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前朝的框架，却没有将权力集中的意愿。

虚君的概念，源自儒家。以儒立国的宋，“虚君”已经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p400）。程颐提出：天子是天下的主权者，但是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北宋名臣富弼曾告诫宋神宗：“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p401）。也佐证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就连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和这种共识唱反调。宋太宗不得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皇帝对辅臣说：“军国之事，无巨细必与卿等议之，朕未尝专断，卿等固亦无隐，以副朕意也”。而宋仁宗，更是一个典型。在宋的体制下，治理和执行的权责在于政府，而非皇权。（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p402）

实相，我们还是引用程颐的看法——“天下治乱系宰相”，在宋代的士大夫心中，实相和虚君一样是共识，一个理想的政体结构理应为：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参考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从这样的角度上看来，宋的政治思想和英伦的君主立宪制，有神似之处。

对于宋人而言，他们对于这一切的理解出自“公天下”的概念。皇帝并非高高在上完全不可触及，事实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看起来也令人颇感舒适，没有过多的规矩与架子掺杂其中。这从侧面体现出宋朝臣民的活力，对于宋而言，世俗力量和臣子的发言权受到了重视，官僚阶级获得了源自自由的活力。

因此，虚君实相的思想状态，正是宋身为“现代化萌芽”的体现。

不过，虽然目的在于制衡，这种形式却不能保证绝对的稳定。虚君的思维下，皇帝缺乏管束力，国家也就缺乏统一性的铁腕来保证制衡的稳定。高度活力带来的不仅是昌盛的发展，也有不堪的腐败。王安石和司马光就最合适的政治体制互相攻击，互不想让，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党争。这两人尚且是君子，接替他们立场的人则参差不齐，党政很快由政体讨论变成了纯粹的利益斗争。这样的状态，也让北宋失去了足够的内部政治力量，本就紧张的国库更加危险。北宋的灭亡也在此埋下了祸根。

第二部分，城市变革

唐朝的长安城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规整

唐代的城市组织排列紧密，非常方正规整。整座城就是一个漂亮的矩形，内部的街道笔直，呈直角形交错，间隔几乎相等，形似平面直角坐标系。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左右的结构也呈现对称。

除此之外，唐的坊市是分开的。商业区和居民区有着明确的界限，并且实施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如果没有政府严格的规定管理，城市显然不可能这么整齐划一。

但是宋代的开封城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出于迁就民居的原因，城墙有些歪曲，城内的街道也不再互相垂直，规整分布，斜状的街道小巷随处可见，甚至干脆沿着斜穿的汴河建起一条沿河大街。（吴钩《风雅宋》p327）

坊市间的围墙已经消失。宋代的城市状态和现代区别并不大，临街的建筑墙体敞开，开门迎客的门店，酒店，饭店比比皆是。不仅如此，还有地摊，草市和流动商贩。娱乐场所集多种功能为一身，吃喝买卖一应俱全。（参考吴钩《风雅宋》）。四大名著《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城市风光已经深入人心，街边的门店，酒楼，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肉铺就在街边，武松也是把西门庆从街旁的酒楼里扔到了街上。

宋代的城市充满了市井气息，非常的自由。对于城市内的状态，没有过多的规定，也不会有过分的调控。原本贵族专属的娱乐场所普及大众，一派繁荣的样子。

唐朝的严格制度不免会抑制民间和商业的活力。这种积压在宋得到了释放，宋朝城市内的盛景和繁荣，正是民间力量和活力充沛的证明。这样的活力造就了宋朝时优质而丰富的平民生活，商业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温床中，当民众不再只思饥饱，商业几乎不受限制，则有了孕育市场经济体系，乃至是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宋朝的城市革命孕育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萌芽。

第三部分，文化体现

出于宋朝蓬勃的民间活力同样给了文化发展的机会。

宋代的画作有个特点——含有丰富的写实主义精神。宋画讲究细致观察，力求准确再现。这样的集体风格并非巧合，而是宋人追求“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格物致知”是宋代士大夫非常心仪的方法论。台湾艺术大学刘敏静教授的观点是：“宋人的格物精神很发达，他们对单一事物感到好奇，有着大量的咏物诗。”（吴钩《风雅宋》自序）。

宋代出现了大量研究自然万物的谱录。诸如《墨谱》《云林石谱》《茶录》《酒谱》《笋谱》《菌谱》《蟹谱》《昆虫草木略》等等等等。（参考吴钩《风雅宋》自序）。

还有著名的《梦溪笔谈》，这本著作记载了当时宋朝科技，人文，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堪称“北宋百科全书”。

宋代诗书画的发展同样十分蓬勃。宋代古文发展的多元性前所未有。宋代的诗词早期以模仿唐诗为主，在欧阳修之时，诗歌的创作开始抛弃旧俗束缚，将不切实际的文风扭转过来。

王安石，苏轼等文人的创作则真正凸显了宋代风采。相比唐诗，宋诗更注重筋骨思理。但并不是枯燥的哲思义理，而在于“性情”。黄庭坚：“诗者，人之情性也。”除此之外，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谓独领风骚。（知中《幸会！苏东坡》）。

宋代也是儒学再次崛起的时代。需要依附在稳定环境中发展的儒学，在汉朝往后的乱世之后一蹶不振，直到宋朝，出于正统性的论证需求，以及稳定而具备活力的环境，儒学重新站了起来。著名的程朱理学在此时诞生。虽然“存天理，灭人欲”常被认为是禁锢人们的僵固思想，但是实际上朱熹的意思是要控制欲望的尺度，并非一味压制。相比前朝的儒学，这里的儒学更加完整，更加系统化，也更具有理性色彩。

以上内容中，我们可以看见从宋朝“虚君”的思想中，延伸产生出来的民间活力，与今天社会相近的自由度，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民间自身强大的活力，思想上也并没有指向单一的，唯一的对象，皇权不具备非常强的绝对性质。这些构成了极其具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因为自身具备足够的分量，多种元素互相交错，没有谁压谁一头，得以让宋代的人具备更加灵活的观察力，好奇心，以及更加丰富的思考。“人”和“生活”隐约中似乎得到了强调。

不仅如此，从王安石变法的条例中，我们也能看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影子。自由的商业活力，让宋朝在表现上一度很接近近现代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神似之处。也难怪宋朝获得了西方汉学家“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评价。

宋朝具备历代封建王朝所都不具有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在表现和思想上，也和近现代变革中所强调的自由与人文有着十分相像的形态。从这层意义上，宋朝是名副其实的“近现代的拂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