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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少年的心理疾病患病率逐年递增，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暴力沟通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篇研究以青少年的视角出发，分析家庭暴力沟通的成因以及对青少年的影响；探究青少年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是怎样的。
在笔者所在的学校（探月学院是一所在北京的创新型学校），就存在着患有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学习者，当事人偶尔会情绪失控，严重时需要休学来调整身心状态。项研究表明（沈艳辉 2020）北京市海淀区13.65%的中学生曾有意伤害过自己，具体来看，初中生为14.57％，高中生为13.08％。12.25％的中学生曾认真考虑过自杀，6.46％的中学生有过自杀计划，2.33％的中学生采取过自杀措施。时间趋势上，2016年中学生采取过自杀措施率(1.54％)明显低于2008年(2.62％)，但在2012-2014年间有波动。高中生因家庭原因有自杀倾向的占15.05％。尝试过自杀或自伤的学生中，73.75％没有寻求过帮助。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心理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暴力的家庭沟通会给青少年带来显著的影响（如性格、社交、发泄情绪的方式等）。例如，如果父母经常吵架或是冷战，孩子将在压抑、紧张的环境中生活，很多孩子会因为这个原因变得过于敏感，一些很小的动作都能牵扯到孩子的情绪。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如果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会造成社会的不良影响。而如果该问题得到了解决，家庭关系将会得到促进，青少年心理压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笔者目前对于该问题的初步假设是：青少年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的表现形式有互相不理解对方、拒绝倾听、使用语言暴力和冷暴力的沟通方式。造成这种沟通方式的一部分原因是双方由代沟导致的观点不同，这使双方都想尝试说服对方，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才是所谓“正确”的。从而忽略了当时双方交流的时候给对方带来的心理和情绪上的不适。
笔者希望在项目后期将非暴力沟通带入家庭中，进行有效、温暖的沟通后，可以有效缓解亲子关系。
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有三种含义，在这里笔者主要使用第三种含义，“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利，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益的剥夺”（陈璐颖，2018）。
“语言暴力”指使用侮辱歧视性的语言，例如 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此类行为致使他人的精神和心理遭到侵犯和损害，为精神伤害的范畴（孙明浩，2020）。
“‘家庭语言暴力’是指行为人以语言为武器，通过使用谩骂、侮辱、诋毁、歧视、嘲讽等性质的口头语或书面语，有意或无意攻击其家庭成员，造成心理或精神上的伤害的暴力行为（陈璐颖，2018）。”
笔者在这里对“家庭语言暴力”的定义采纳陈璐颖的定义。
（一）家庭语言暴力的类型.
家庭语言暴力通常被分为两大类：显性的语言暴力和隐性的语言暴力。在这两大类之下又根据表现形式，将语言暴力细分成不同种类。
- 显性的语言暴力
有明显的谩骂、诋毁等侮辱歧视性的因素，从言语行为的明说意义就会致使他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属于显性的语言暴力（樊佩佳，2020）。典型的例子有如：屈辱型语言暴力。当孩子做不好一件事时，父母通常会说一些带有侮辱、反讽性的话语以激起孩子的上进心。例如有些家长常常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孙明洁，2020），但事实却往往没有达到家长期待。
另一种类型为贬低型语言暴力。孩子一旦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值，父母就会说一些贬低性的语言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比如“你都几年级了还不会”，“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算了，别读了，浪费钱”（孙明洁，2020）。除此之外还有威胁恐吓型语言暴力、嫌弃厌恶型语言暴力和抱怨哀求型语言暴力（孙明洁，2020）。这些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情绪色彩以及谩骂、诋毁等侮辱歧视性的因素的语言，属于显形的语言暴力。
隐性的语言暴力
表面上不一定含有暴力内容，没有明显的攻击性，但其本质上是否定的，会给他人带来心理或精神上的伤害（陈璐颖，2018）。隐性的语言暴力被大致分为四种：命令型、比较型、忽视型和否定型。命令型通常以“你必须要好好学习”这样的形式出现。比较型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典型的比较型。忽视型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语言暴力，人们通常意识不到不给予回应或者给予“哦”“活该”这样的回应其实也是一种语言暴力。像“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不争气”等。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否定型的语言暴力。隐性的语言暴力因为表面上没有强烈的攻击性，因此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给人造成的伤害。
（二）家庭语言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
“从心理健康方面，在语言暴力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认为父母不爱自己，从而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孙明洁，2020）他们有时会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不再相信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少年大多会产生自责自罪感，进而产生低自尊，变得敏感多疑，从而影响学业等”（樊佩佳，2020）。
“在人际交往方面，青少年们往往会回避问题、回避现实，不敢与人正常交流，容易形成以内向、封闭、自卑、多疑等为特征的自卑退缩型人格（杨世朝，2019）。青少年很可能因此无法养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无法适应社会”（孙明洁，2020）。
“家庭语言暴力具有代际承袭的特性，即在语言暴力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青少年很有可能对别人使用语言暴力”（陈璐颖，2018）。“换句话说，青少年在受到‘语言暴力’之后，性格变得暴躁、易怒，内心充满仇恨、逆反，为了发泄不满，而对他人和社会采取过激行为，形成暴躁攻击型人格”（杨世朝，2019）。
“从社会治安方面，那些长期生活在暴力的家庭氛围中，得不到父母关爱的青少年，由于情感无法被满足，会形成有缺陷的人格，对周围的人和事怀有不信任和敌意，这将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甚至是犯罪”（熊淑萍，2013）。
（三）家庭语言暴力的成因.
目前笔者关注到学术界探讨的家庭语言暴力的主要成因有：教育理念、父母素质程度、夫妻关系。
- 教育理念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父母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孙明洁，2020）“在传统的教育理念当中，“打骂”既是一种教导，也是一种考验。“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也让父母们对孩子更加深信“打骂“孩子是有效果的、是正确的。同时中国文化提倡含蓄和委婉，中国的传统父母总是不习惯直接夸奖自己的孩子。但这其实也是忽视型的语言暴力，会让孩子形成自卑懦弱的性格。”（刘琤，2019）。
父母素质程度
“家长的示范作用是全方位、立体化的，父母的言行举止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性格、品行和心理，进而影响孩子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概念的形成”（孙明洁，2020）。
因此很多在家庭语言暴力的环境下长大的青少年在对待自己的孩子时，也会使用语言暴力。根据刁岩和宋立娜（2015）的一项研究表明，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态显著相关。父母经常对孩子的行为和表现进行正面肯定和客观评价，会有利于孩子客观地认识和接纳自己。反之则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
夫妻关系
“在夫妻之间容易争吵的情况下，教育子女也会倾向于使用语言暴力，且容易向子女抱怨、诉苦，说出譬如”要不是你，我早跟你爸离婚了“这类话语。“（樊佩佳，2020）。
调查显示，父母关系的好坏，也是青少年遭受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父母有时会把争吵中的“怨气”“怒气”带到孩子身上。这种情绪发泄给无辜的孩子是伤害力极高的。
（四）家庭语言暴力的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
问卷法是在研究家庭语言暴力时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通常应用问卷收集一些较为浅显、广泛的数据，例如：有没有受到家庭语言暴力、家庭语言暴力是否很严重、什么样的行为是家庭语言暴力等等（陈璐颖，2018）。在这些数据支持的基础上，人们大多时候会进行访谈以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假设。
访谈
访谈是在研究家庭语言暴力时最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观察和了解每个家庭的现状和家庭状况，进而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例如：在陈璐颖（2018）的研究当中，她通过访谈的方式得知其实有几个人虽然说自己没有受到家庭语言暴力，但实际上他们的家庭环境是存在语言暴力的。
（五）家庭语言暴力的解决对策.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从家长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大概有两种解决方式：转变观念、改变沟通方式。“第一种大多是提倡让家长尊重青少年是一个不完美的个体”（樊佩佳，2020）。在此基础之上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友善的亲密关系。第二种提倡在改变传统观念的基础之上改善用语（樊佩佳，2020）。
笔者选择此社会问题的动机主要来源于本人与身边亲友的相关经历。原生家庭给人带来的影响是极强的，它对于人格形成有着铺垫的作用，伴随着笔者本人的成长也逐渐发现了这个现象，同时也在思考家庭沟通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于是便觉得需要做研究来调查同龄人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可以帮助笔者有新的思考与探索，形成更完整、不同的思维方式。
笔者通过发掘出家庭暴力沟通的根本问题，理解其形成机制，了解青少年在家庭场景下的暴力沟通受到的影响。笔者希望这篇学术研究，能让中国家庭们意识到亲子关系、亲子暴力沟通中的成因，并通过呈现亲子暴力沟通的后果来起到对于中国家庭的警示作用，期待能提升社会对于家庭沟通的关注度，提高家庭幸福感。
家庭暴力沟通其实是目前还算颇受关注的一个课题，因为亲子教育在国内的关注度在逐渐上升；但是目前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家长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并给出教育，于是笔者希望做出的这篇学术研究是以青少年角度出发，希望让社会了解到不同的声音，对于家庭沟通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
研究小组作为在读高中生，对于同年龄段青少年更加了解，且研究资源较为充足，所以研究小组决定以同龄（14-17岁）青少年作为研究群体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抽样，在这部分群体中进行调查研究，获取主要信息。研究小组选择定性研究的原因是定性研究更能准确地、深入地研究出身边的青少年家庭暴力沟通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为研究小组的研究对象是北京的青少年，所以定性研究具有情景性的特点让得出的研究结果更能代表北京市青少年家庭暴力沟通的现状。由于研究为定性研究，再加上课题有一定的敏感性和个体差异，研究小组采用访谈为获取数据的主要形式，访谈通过提问受访者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是怎样的，比如家庭暴力沟通具体有哪些表现形式？为什么发生暴力沟通？以及分享家庭暴力沟通实例。研究小组在访谈中会观察受访者的感受并记录下来。本文将采用多案结合的分析方法，也就是基于15个受访者的访谈内容，来寻找出15个案例中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方法，分析青少年受暴的过程、感受、受到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认知等等。
研究步骤
- 撰写主问题与子问题
例如：什么是青少年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具体有哪些体现形式？为什么会出现家庭暴力沟通？
设计访谈采访大纲
研究小组运用了半结构式的访谈模式，大致内容包括维护安全性的开场、邀请受访者介绍家庭背景、研究问题的引导与总结收尾。研究小组在访谈过程中会根据访谈者给出的信息，进行追问和深度挖掘。引导受访者说出他们不愉快的沟通或经历，但不限于引导出研究小组所期待的答案。研究小组的目标是通过受访者分享的家庭暴力沟通的经历以及受访者阐述的家庭暴力沟通的成因总结出共同点和普遍结论。
撰写知情同意书
由于该课题还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所以研究小组需要在事先获得受访人的同意时才可进行访谈。研究小组的知情同意书将会说明该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能会问到的隐私问题，如何保护数据隐私，以及文章会如何公开等等。最大限度尊重和保护受访者。
识别受访者，进行采样
研究小组在校园内发出公开信，邀请有过跟父母不愉快沟通经历的学习者参与访谈研究。同时，研究小组也会邀请身边存在家庭沟通问题的学习者，增加采访者的人数，有利于找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因为此研究问题涉及到受访者的隐私，所以研究小组会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不愉快家庭沟通经历，争取到他们的同意后再进行访谈。研究小组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采用了“滚雪球”的采样方法，通过询问受访者，找到或接触下一个受访者，像这样通过一个受访者接触到下一个受访者的采样方法，称之为‘滚雪球’的采样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保证不会出现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学习者，同时还能邀请到受访者身边的朋友或是校外的学习者，扩大了受访者的范围。秉持着不强迫的原则，“滚雪球”是当前情况下相对最友善、最有效的收集数据的方式。针对使用“滚雪球”的方法调研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能够使结果更加具有情景性，同时也能够让数据具备时间的属性，得到更富有成效的解释，帮助研究小组超越最初的成见和框架。最终研究小组在校内外同时邀请青少年参加，总共收集到17位学习者的信息。
进行采访
进行采访前，研究小组会准备较为私密温暖的空间，并征询受访者是否可以录音，以及让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鉴于课题的敏感性，访谈的一切前提是不要伤害到受访者的感情。研究小组在访谈之前会说明：如果受访者在与研究小组的对话中产生了任何的不适，可以随时停止。在访谈中会尽力维护受访者的情绪，不强迫受访者说出他不想分享的沟通或经历。访谈后会安慰受访者，比如给予一个温暖的拥抱或递上一颗糖。
数据整理
研究小组利用石墨文档对每一位受访者的家庭问题进行了整理，结合之前所学对这些家庭进行分类，作出初步的判断与分析。根据每位受访者的访谈内容，分析受访者家庭暴力沟通的原因和影响，在访谈记录中寻找重要的词、短语和句子及其表达的概念和命题，然后探讨有关词语和句子的意义，进行下定义和分类别。比如有受访者提到了“沟通少”的观点，研究小组就会在所有的访谈内容中寻找类似的观点，将这些观点命名并进行归类。在提炼出所有访谈案例中的家庭暴力沟通的成因以及影响后，利用采访得出的结论回应了研究小组的研究问题的信息，并且充分运用在了研究结果的部分。
一、从访谈中得出的青少年认为的暴力沟通形式
在与多名青少年进行访谈之后，小组总结了其中的要点信息，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归类，发现青少年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形式主要有三种：语言暴力、冷暴力、肢体暴力。
在这三种体现形式中，语言暴力覆盖了每一个样本家庭，每一位受访者都提到了“吵架”、“说教”等类似字眼；其次是冷暴力，部分家庭也会出现“不沟通”“疏远”等情况；而较少数家庭中会出现肢体暴力的情况。
定义
第一种：侮辱型暴力语言。当孩子做不好一件事时，父母通常会说一些带有侮辱、反讽性的话语以激起孩子的上进心，但事实却往往没有达到家长期待的效果。例如：“你怎么这么笨！”如果经常使用侮辱性暴力语言。孩子们会因此失去自信心。当孩子们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更倾向于自暴自弃。
第二种：贬低性暴力语言。孩子一旦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值，父母就会说一些贬低性的语言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典型的例子像“你都几年级了还不会”“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算了，别读了，浪费钱！”从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嘴里说出来的冰冷的话语，往往令孩子丧失安全感，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变得胆小、怯懦，甚至冷漠。
第三种：威胁恐吓型暴力语言。如“再不听话，就不要你了”“再不乖，让警察把你带走！”当孩子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的时候，父母就会用一些令孩子害怕、恐惧的话语来达到教育的目的。经常使用这类语言，会让孩子认为父母不爱自己，对孩子心理健康发展也会造成极大的阻碍。
第四种：嫌弃厌恶型语言暴力，使用这类语言暴力的父母通常会说“我当初为什么要把你生下来？”之类的话。经常使用这类语言的父母通常出现在不负责任的人或离异家庭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孩子容易觉得自己是拖累，丧失了生活的热情，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或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第五种：抱怨哀求型，通常使用“求求你不要再这样行吗？”这类语言的父母，通常都对孩子过度溺爱导致孩子无所顾忌无法无天，家长对其没有任何办法。对于这样的孩子，家长往往没有给孩子养成良好的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孩子很难在社会中生存下去。
定义
第一种：不理不睬型。当孩子不能达到家长的期望时，很多家长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严重受挫，于是产生了消极心理，对孩子不理不睬，听之任之，消极应对。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家长对自身教育责任的逃避，孩子会觉得是自己无能导致父母不再关注自己，于是会产生内疚自责的情绪，对自己感到失望。这类的家长会说：“老师，你们也告诉我孩子不能打，也不要骂，不能打不能骂的，我不管总可以吧。”
第二种：包办代替型。日常生活中包办代替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法国教育家卢梭说过：“你们知道造成儿童不幸的原因是什么吗？那就是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家长的包办代替在无形中变成了对孩子的精神虐待，因为他们剥夺了孩子切身体验生活的权利，这也成了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亲子关系中的隐形杀手（卢梭）。举个例子：新学期最能反映这一点的就是包书皮。新书发下去后，最忙碌的是家长，帮孩子包书皮、包作业本，第二天孩子忙着在班级晒各自父母的“成果”，还不忘互相点评一番。
定义
身体暴力是指因非法使用武力，如袭击他人、剥夺他人自由等，而造成人身伤害的任何行为。家暴，即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实施的《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就像是受访者小B同学就提及过和父亲发生误会，和父亲发生肢体冲突的经历。
（一）语用原则
笔者认为，暴力沟通的产生，是因为违反了沟通中的一些基本语用原则而导致的。
- 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认为，为使语言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双方必须合作遵循如上准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言语交际涉及到许多因素。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人们又可以故意违反某一准则，说不真实的话、空话、过头话、罗嗦话等。家庭语言暴力发生时，实施者一直通过各式暴力语言攻击对方，承受者保持沉默或试图说话时被打断，这时的会话是单方面的，缺乏双方的合作。
礼貌原则
为了弥补Grice的合作原则，英国语言学家Leech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是语用学的重要原则，其作用是使交际双方的方式显得更加礼貌，也指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总希望得到对方的尊重”o。谈到语言交际的礼貌问题，就一定会涉及“面子”问题。家庭语言暴力，由于其语义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否定性和排斥性，实质上侵犯了他人的面子。
而通过访谈和文献研究，笔者从沟通之中不和谐的现象出发，总结了导致家庭暴力沟通的各项成因并对各项成因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 倾听质量差
在访谈中，有近一半的被访者提到了在家庭沟通中，经常会出现拒绝倾听对方观点的现象，其中K同学说到“即便妈妈跟我说，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尽管我说了我的想法，妈妈也不会认真听或者采纳，很多时候大家都过于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从共同解决问题变成了维护自己的观点，然后就变成了吵架”。
由此可以看出，很多时候之所以发生语言暴力，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并不认真倾听对方的内心想法，不尊重、不倾听，也就导致了不理解；当双方不理解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比较激烈的冲突。而长期的互相不理解，一方面可能成为之后再次发生暴力沟通的诱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回避沟通来减少冲突，久而久之也会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差。
观念不同
在阅读多篇文献后，在曾亚平和程洋的研究中提及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也是暴力沟通的一个成因（曾亚平，程洋，2020）。这普遍有时存在于中国的家庭关系中，不管是父母之间，还是亲子之间，都容易因观念问题产生分歧。
例如KW同学在采访时说“我爸爸比较保守封建。家里父母经常发生矛盾（在买房卖房，抚养老人这样的问题上有分歧）。于是妈妈‘一意孤行’瞒着大家，把我送到美高，主要是出于想让我脱离变态的体制教育，还有压抑的家庭气氛。”这位受访者的父亲和母亲就因为观念的不一致导致了暴力沟通的产生
同时，在孙明洁的研究中表明由于受我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现代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思想仍然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孙明洁，2020）。
观念上的不同很有可能导致家庭沟通出现矛盾进而引发暴力。就像一位J同学也提到他与父母的代沟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很容易成为暴力的导火索。
教育理念与方式的差异
与上一点相似，其实很多家长们对教育孩子是有极其不同的标准和想法的。这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类型的教育模式，例如：
- 掌控型家长
有些家长对孩子有过强的控制欲，希望他们凡事可以按照自己的预期轨迹去做，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这一类型的家长很可能出现为孩子包办人生的情况。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氛围一直是压抑的。
- 暴力型家长
这类家长秉持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也就会出现肢体暴力；这类家长通过极端手段迫使孩子顺从自己。
- 溺爱型家长
在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一些过度溺爱孩子的现象，这就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小皇帝”“小公主”。
由于家长自身的因素导致，产生畸形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暴力；而当这些家庭的孩子年岁渐长，初步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这种教育方式，可能会产生激烈的对抗，或者回避家庭；同时，当家长们的教育方式被质疑时，有些人家长也会采用非常激进的手段去否认、辩解，他们通过浑身长起的刺来抵抗孩子的“觉醒”、“质疑”——这就更演变为逐渐演变成家庭暴力沟通了。
青少年很难理性地处理问题
访谈研究的定位是14-17岁青少年，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很多时候在面对冲突时很难理智解决问题。Y同学和父母的沟通方式就是吵架，面对父母无理而激进的责怪，他也很难保持冷静，也会用这种偏暴力的手段“回敬”对方；O同学举了一个和父母冲突的例子，当时他刚写完作业准备玩游戏，结果爸爸冲进房门看见了游戏开始的界面，就开始质问他为什么浪费时间、沉迷网络。O说自己当时很委屈，但是看着爸爸这种不由分说的指责更激起了他的反感，两边都用暴力沟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激化矛盾了。类似的情况在样本数据中也屡见不鲜。
青少年在这一段年龄的情绪自控力普遍弱于成年人，正值叛逆期的少年们有极强的逆反心理，此时的他们会更加敏感，更有自己的想法，有时这种反叛、追求自我，会导致与父母之间产生暴力沟通。
家庭语言暴力与批评教育混淆
挫折与批评教育在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批评如果把控不好分寸，就容易转变为语言暴力。O同学告诉笔者，和父母聊天的时候，刚开始还是大家其乐融融的，但每当他说到关于自己的一些事，父母就开始说教折磨，一直批评他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让他觉得很难过。
当批评过度时，只会给青少年带来更加负面的否定。父母长期对孩子有过低的评价，尽管部分家长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方式，但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还是略显残酷。
笔者认为针对于事件进行的讨论，尽管可能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但并不属于家庭语言暴力。但是会伤害到青少年人格、会对青少年心理造成长久创伤的，或对青少年心理发展具有潜在风险的语言，即为家庭语言暴力。
（一）积极影响.
采访结果得出，其实暴力沟通在长远中还是存在部分积极影响的，比如S同学说当他面对很大压力的时候可以较为冷静地处理事情，经历了“折磨之后”生活态度变得很积极，而且记住教训之后可以成长得更快。
（二）消极影响.
家庭暴力沟通会给青少年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笔者将从三个维度去阐述说明，分别为消极情绪、消极性格和消极人格。
- 情绪
每一位受访者都表示了在家庭中有了不愉快沟通后会产生很多负面消极情绪；不一样的只是这些情绪的时效性和严重程度。A同学谈及家庭矛盾时说“那时的情绪很多，愤怒、难过、失望，到后来不仅仅是对这件事了，对父母和家庭也很心寒”在这17位受访者中，轻则产生消极情绪，重则长期因家庭原因情绪低落。
性格
经研究表明生活在有家庭暴力沟通的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更容易对自己的孩子使用语言暴力，这说明家庭暴力沟通是有代际传承的（陈璐颖，2018）。父母的暴力性格很可能留给孩子，一代代传下去。过度负面的家庭环境也会严重打击青少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导致他们可能在接下来的人生中都会因原生家庭而痛苦。在家庭中被长期打压也可能导致孩子变得懦弱无能，只懂得顺从来祈求欢心。
人格
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个人最开始、也最重要的那所学校。家庭的暴力沟通、父母身上的问题，很容易潜移默化影响孩子；或者导致孩子们抗拒这些问题；他们可能在不经意间就继承了家长身上那些缺点，而且也对孩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会有影响。K同学家中的主要暴力沟通是因为父母离异等一系列问题，因此K同学就表示她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选择结婚了，认为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
研究小组采访了在校高中生17例，研究结果的88%的学习者愿意改变当下的沟通方式，大家都认为理想沟通模式是平等、自由、共同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站在相互的对立面。研究小组的身份是探月学院跨学科项目的非暴力沟通小组，我们认为非暴力沟通是理想的解决方法，所以研究小组未来的工作将基本围绕着如何将非暴力沟通带入家庭中。
苏拉·哈特撰写的《非暴力沟通-亲子篇》中提到了很多有效缓解家庭中暴力沟通出现的方法，如家庭会议，长颈鹿和豺狗游戏等等。家庭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倘若家里有人做了一些事，让其他人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家里的成员需要描述他/她所观察到的，表达他/她对此事的感受，说出正在发生的事使得他/她的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做出清晰的请求。而家庭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商议并制定能够满足每个人需要的家庭共识，不用暴力的方式去惩罚那个做错事的人。长颈鹿和豺狗游戏则是通过阅读一些大家平时沟通的例子，测试你是更加偏向长颈鹿语言还是豺狗语言，从而增强对于自我的认知，找到进一步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这两种利用游戏的方式可以很好的化解家庭中的部分冲突，促进了合作的沟通模式，用充满尊重的养育方式支持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成长。
笔者在做访谈邀请时是有一定偏见和局限性的。作者在设计访谈问题的时候只考虑到了被采访人的家庭沟通问题严重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多个情况，也造成访谈有时难以推进。其次，笔者也没有考虑解决方案可能会出现的漏洞，比如：
1.青少年或家长不愿意接受承认出现家庭语言暴力
2.非暴力沟通运用的前期可能需要委屈、克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半途而废
3.旧有的环境和思维习惯也许会成为非暴力沟通的“绊脚石”
4.解决方案可能还是略显笼统，没有办法很好地对应到每一个家庭状况。
除此之外，研究主题是青少年眼中的家庭暴力沟通，但是笔者在撰写“研究结果”部分时，部分原因和解决方案还是大多在考虑和父母有关的影响因素等等，而忽略了与青少年有关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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